雨季的到来，让我国不少城市陷入“水城”的窘境。新晋“水城”是内陆城市长沙。6月28日，长沙6个小时降雨54毫米，造成部分地区积水，一些路段积水甚至没过大腿。

  6月23日下午4时30分左右，北京突降暴雨，截至当晚7时，城区平均降水57毫米，个别地区最大降水量达182毫米。这场暴雨带来的不仅是闷热的暂时离开，还让北京城狼狈不堪。城区多处积水，多处道路瘫痪，形成了众多网友眼中的北京新八景，比如“二环观海”、“水上机场”、“地铁瀑布”等等。

  让人痛心的是，两名青年因下车推雨中熄火的汽车掉入污水井中，瞬间被水卷走。6月24日，两人的尸体在距离事发地3公里处的管井中被发现。

  暴雨中的北京再次登上了众多的重要位置。BBC、《华尔街日报》等多家媒体均推出“水漫京城”的图集；路透社推出题为“大水将北京变为池沼”的报道；德国新闻电视台更是使用了“大水吞噬北京”的标题。

  进入雨季以来，广州、深圳、重庆、杭州、南京、南昌等城市，轮番上演暴雨淹城的景象，“东方威尼斯”的称号在中国多地开花。

  按照北京市防汛办主任王毅的介绍，这次降雨是今年入汛以来最大的一场雨。三个特点导致了城区积水。一是雨量大；二是强度大，北京1个小时的降雨量达到128毫米，超百年一遇；三是范围大。

  从当日的气象数据上看，6月23日北京的暴雨确实来者不善。丰台、石景山、紫竹院、五棵松等10个监测站的降水量均超过100毫米，属大暴雨级别。其中，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石景山模式口，为182毫米。

  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继松在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曾表示，像此次雷雨这种强对流天气，特点就是雨量不均、强度大。加之降水维持的时间较长，降水量较大。

  武汉一周前的暴雨，也是十余年来最大的一次。但其他内涝城市所遭遇的暴雨，远远不到百年一遇、五十年一遇的标准。

  对北京这场百年一遇的暴雨，孙继松表示，尽管北京10个监测站点同时出现超过100毫米降水的状况并不多见，但也算不上罕见。

  按照北京市防汛办主任王毅的说法，北京市排水系统设计的是1到3年一遇，能够适应每小时36到45毫米的降雨。在北京，只有那样的重点地区的排水能力比较高，其他地区的排水能力较低，导致近几年频繁发生积水。如果要提升排水能力，需要综合多方面条件，比如最初的管网建设、城市规划等等。

  北京排水集团管网分公司副经理梁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北京的城市排水设施标准低。北京市水务局给出的解释也印证了这种说法。

  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重光告诉记者，城市地下建设与地上建设是同等重要的事。某种意义上，甚至是更重要。但在我国城市化的过程中，这一关系却被颠倒了过来。

  “首先是城市整体规划不够科学，没有长远科学的预期判断。”杨重光说，在城市规划上，地上建设与地下建设怎么能够相互匹配与适应，城市内部与外部如何协调，有很多具体细致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。但这些年，我国城市发展思路有不小的偏差，各地都更看重地上建设，可以直接带来城市外表的提升，对地下建设重视不够。

  在杨重光看来，城市地下系统建设是公益性质的，不像地上的房地产开发可以盈利，很难吸引民间资本进入。地下建设完全需要政府投入，但各地投入都不够。不仅如此，各个城市的地面都被大面积硬化，导致城市地面的渗水能力越来越差，结果就是一下雨就内涝。有数据显示，北京超过80%的路面被混凝土、沥青等不透水材料覆盖，雨水根本无法渗透。

  类似的观点来自市政问题专家、《公权市场》作者徐宗威。他告诉记者，我国城市普遍存在排水系统建设滞后问题，城市在迅速地大规模发展，但却没有能够与之相适应的排水系统。

  “在国内，排水管沟直径超过3米的几乎没有。而在一些国家，排水管沟可以跑汽车。”徐宗威说，地下系统的建设看不到形象，对城市外观的改变没有贡献，无法引起足够的重视。这样的观念造成了现在的结果，各个城市都在建设高楼大厦，但地下系统建设却裹足不前。

  在徐宗威看来，尽管城市地下系统建设的滞后造成了城市内涝，但也不能完全归罪于地下系统建设的滞后，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城市规划。

  “城市太大不仅带来排水问题，还会带来交通拥堵等一系列城市病。但我国城市却争先恐后地朝‘大’发展。”徐宗威说，城市太大，搞再多的排水沟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。城市发展能不能改变思路，搞小型的、组团的城市？

  近年来，城市内涝已经越来越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一大软肋。每年雨季来临，总有不少城市相继加入“水城”队伍。

  2004年7月10日，北京市突降大雨，连续4个小时的降水让北京市41处道路出现积水。

  2005年、2007年、2010年，广州市都因暴雨造成多处街区被淹，交通瘫痪。

  在长江沿线的杭州、南昌、武汉等城市，内涝几乎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只要遇到暴雨，必定出现程度不等的内涝。

  每一次内涝过后，这些城市的管理者都公开表示要下力气加强地下排水系统建设，解决内涝问题。

  2003年开始，南昌市先后投入20多亿元，改造城区地下排水系统。2005年，南昌市又启动了1000多条小街小巷地下排水系统改造工程，再次投入10多亿元的巨额资金。

  2009年，广州市拿出9亿元对城区200多处易浸地点进行改造，然而，现在似乎还看不到这项改造工程的实际效果。

  在武汉，每次内涝过后都要采取若干措施进行补救，然而，总也无法避免下一次的大水淹城。

  1997年，杭州市规划局工程师邵尧明曾研究出一套“暴雨公式”，根据这个公式可以计算出城市某个区域要布置多少雨水口，埋多粗的排水管。2008年，原建设部曾发文要求将该成果在全国推广。但该成果在全国推广的效果如何？不得而知。

  从我国大部分城市的最低排水标准来看，基本上是一年一遇。而所谓一年一遇，是指每个小时可以排36毫米的雨量。面对暴雨，这样的标准显然过低。

  而一些国外的大型城市，城市排水标准普遍比国内高。比如纽约是“10至15年一遇”，东京是“5至10年一遇”，巴黎是“5年一遇”。在东京，用于排水的地下河深达60米。

  北京市防汛办主任王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城市排水设施和排水能力决定了积水的程度，目前相关部门正在研究，希望将最低排水标准从最低一年提高到最低3年，达到3至5年一遇的标准。

  公开资料显示，有两个城市的排水系统备受赞许。一个是江西省赣州市，一个是山东省青岛市。

  2010年6月，当广州、南宁、南昌等城市在暴雨的冲刷下相继变身“水城”时，江西省赣州市尽管也遭遇了近百毫米的降水，但整个市区甚至没有一辆车被水淹。

  在青岛市，100多年前德国人规划设计了完善的地下排水系统，让青岛远离内涝的隐患。

  不过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，随着这两个城市的发展，原有排水系统覆盖的老城区远离内涝威胁，但新城区却在暴雨来袭时束手无策。

  100多年前，法国文学家维克多·雨果说过，下水道是“城市的良心”。如今，要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，我们的城市才能摆脱内涝的阴影？

  雨季的到来，让我国不少城市陷入“水城”的窘境。新晋“水城”是内陆城市长沙。6月28日，长沙6个小时降雨54毫米，造成部分地区积水，一些路段积水甚至没过大腿。

  6月23日下午4时30分左右，北京突降暴雨，截至当晚7时，城区平均降水57毫米，个别地区最大降水量达182毫米。这场暴雨带来的不仅是闷热的暂时离开，还让北京城狼狈不堪。城区多处积水，多处道路瘫痪，形成了众多网友眼中的北京新八景，比如“二环观海”、“水上机场”、“地铁瀑布”等等。

  让人痛心的是，两名青年因下车推雨中熄火的汽车掉入污水井中，瞬间被水卷走。6月24日，两人的尸体在距离事发地3公里处的管井中被发现。

  暴雨中的北京再次登上了众多的重要位置。BBC、《华尔街日报》等多家媒体均推出“水漫京城”的图集；路透社推出题为“大水将北京变为池沼”的报道；德国新闻电视台更是使用了“大水吞噬北京”的标题。

  进入雨季以来，广州、深圳、重庆、杭州、南京、南昌等城市，轮番上演暴雨淹城的景象，“东方威尼斯”的称号在中国多地开花。

  按照北京市防汛办主任王毅的介绍，这次降雨是今年入汛以来最大的一场雨。三个特点导致了城区积水。一是雨量大；二是强度大，北京1个小时的降雨量达到128毫米，超百年一遇；三是范围大。

  从当日的气象数据上看，6月23日北京的暴雨确实来者不善。丰台、石景山、紫竹院、五棵松等10个监测站的降水量均超过100毫米，属大暴雨级别。其中，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石景山模式口，为182毫米。

  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继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，像此次雷雨这种强对流天气，特点就是雨量不均、强度大。加之降水持续时间比较久，降水量较大。

  武汉一周前的暴雨，也是十余年来最大的一次。但其他内涝城市所遭遇的暴雨，远远不到百年一遇、五十年一遇的标准。

  对北京这场百年一遇的暴雨，孙继松表示，尽管北京10个监测站点同时出现超过100毫米降水的状况并不多见，但也算不上罕见。

  按照北京市防汛办主任王毅的说法，北京市排水系统模块设计的是1到3年一遇，能适应每小时36到45毫米的降雨。在北京，只有那样的重点地区的排水能力比较高，别的地方的排水能力会比较低，导致近几年频繁发生积水。如果要提升排水能力，需要综合多方面条件，比如最初的管网建设、城市规划等等。

  北京排水集团管网分公司副经理梁毅在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北京的城市排水设施标准低。北京市水务局给出的解释也印证了这种说法。

  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重光和记者说，城市地下建设与地上建设是同等重要的事。某一种意义上，甚至是更重要。但在我国城市化的过程中，这一关系却被颠倒了过来。

  “首先是城市整体规划不够科学，没有长远科学的预期判断。”杨重光说，在城市规划上，地上建设与地下建设怎么能够相互匹配与适应，城市内部与外部如何协调，有很多具体细致的问题是需要认真研究。但这些年，我国城市发展思路有不小的偏差，各地都更看重地上建设，可以直接带来城市外表的提升，对地下建设重视不够。

  在杨重光看来，城市地下系统建设是公益性质的，不像地上的房地产开发可以盈利，很难吸引民间资本进入。地下建设完全需要政府投入，但各地投入都不够。不仅如此，各个城市的地面都被大面积硬化，导致城市地面的渗水能力越来越差，结果就是一下雨就内涝。有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北京超过80%的路面被混凝土、沥青等不透水材料覆盖，雨水根本没办法渗透。

  类似的观点来自市政问题专家、《公权市场》作者徐宗威。他和记者说，我国城市都会存在排水系统建设滞后问题，城市在迅速地大规模发展，但却没有能够与之相适应的排水系统。

  “在国内，排水管沟直径超过3米的基本上没有。而在一些国家，排水管沟可以跑汽车。”徐宗威说，地下系统的建设看不到形象，对城市外观的改变没有贡献，无法引起足够的重视。这样的观念造成了现在的结果，各个城市都在建设高楼大厦，但地下系统建设却裹足不前。

  在徐宗威看来，尽管城市地下系统建设的滞后造成了城市内涝，但也不能完全归罪于地下系统建设的滞后，最终的原因还是在于城市规划。

  “城市太大不仅带来排水问题，还会带来交通拥堵等一系列城市病。但我国城市却争先恐后地朝‘大’发展。”徐宗威说，城市太大，搞再多的排水沟也不能完全处理问题。城市发展能不能改变思路，搞小型的、组团的城市？

  近年来，城市内涝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大软肋。每年雨季来临，总有不少城市相继加入“水城”队伍。

  2004年7月10日，北京市突降大雨，连续4个小时的降水让北京市41处道路出现积水。

  2005年、2007年、2010年，广州市都因暴雨造成多处街区被淹，交通瘫痪。

  在长江沿线的杭州、南昌、武汉等城市，内涝几乎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只要遇到暴雨，必定出现程度不等的内涝。

  每一次内涝过后，这些城市的管理者都公开表示要下力气加强地下排水系统建设，解决内涝问题。

  2003年开始，南昌市先后投入20多亿元，改造城区地下排水系统。2005年，南昌市又启动了1000多条小街小巷地下排水系统改造工程，再次投入10多亿元的巨额资金。

  2009年，广州市拿出9亿元对城区200多处易浸地点做改造，然而，现在似乎还看不到这项改造工程的实际效果。

  在武汉，每次内涝过后都要采取若干措施进行补救，然而，总也没办法避免下一次的大水淹城。

  1997年，杭州市规划局工程师邵尧明曾研究出一套“暴雨公式”，根据这个公式能计算出城市某个区域要布置多少雨水口，埋多粗的排水管。2008年，原建设部曾发文要求将该成果在全国推广。但该成果在全国推广的效果如何？不得而知。

  从我国大部分城市的最低排水标准来看，绝大多数都是一年一遇。而所谓一年一遇，是指每个小时能排36毫米的雨量。面对暴雨，这样的标准显然过低。

  而一些国外的大型城市，城市排水标准普遍比国内高。比如纽约是“10至15年一遇”，东京是“5至10年一遇”，巴黎是“5年一遇”。在东京，用于排水的地下河深达60米。

  北京市防汛办主任王毅在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城市排水设施和排水能力决定了积水的程度，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，希望将最低排水标准从最低一年提高到最低3年，达到3至5年一遇的标准。

  公开资料显示，有两个城市的排水系统备受赞许。一个是江西省赣州市，一个是山东省青岛市。

  2010年6月，当广州、南宁、南昌等城市在暴雨的冲刷下相继变身“水城”时，江西省赣州市尽管也遭遇了近百毫米的降水，但整个市区甚至没有一辆车被水淹。

  在青岛市，100多年前德国人规划设计了完善的地下排水系统，让青岛远离内涝的隐患。

  不过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，随着这两个城市的发展，原有排水系统覆盖的老城区远离内涝威胁，但新城区却在暴雨来袭时束手无策。

  100多年前，法国文学家维克多·雨果说过，下水道是“城市的良心”。如今，要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，我们的城市才能摆脱内涝的阴影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