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急诊科，这个冬天最多时挤了41张病床的留观室，如今只住着14位病人，而且多数是心脑血管疾病、肺部感染的老人，其中只有一位新冠阳性老人，入院40天，核酸检验测试结果仍未转阴，与他同期来的老人，除了故去的，都已康复出院。

  事实上，近一个月以来，这间急诊室再没新增过一例新冠阳性病例，1月17日以后，曾一度被疯抢的一种新冠口服药再没新开过一盒。

 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月8日公开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全国在院新冠病毒感染者中，重症患者数量于1月5日达到峰值12.8万，随后持续下降，2月6日下降至0.2万；在院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数于1月4日达到每日峰值4273例，随后持续下降，2月6日下降至102例。

  2月9日傍晚，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急诊科医生秦宇红溜达到留观室时，看见那位81岁的新冠阳性老人正坐在病床上吃刀削面，病情稳定，精神情况良好，已不再需要特别的治疗，但医生仍在监测他的病情变化。这一天，全国在院重症患者数量减少到424例。

  “现在科里的那些病人，每个人病情我了如指掌，前面我都懵了，40多个（重症）病人，我哪儿能记住。”秦宇红说，他有一种“连滚带爬”过来的感觉，而现在，把身上的泥浆、尘土甩完，一身轻松，连人都胖了10斤。

  与那段搏命重症高峰的日子相比，2023年春节过后的急诊完全是另一副模样。

  输液室有空椅，抢救室有空床，呼吸机闲在一旁，临时搬来应急的氧气罐、监护仪早都撤走了，病人不再为排队三四个小时才能看上病而发愁、吵架，医生也不再为看不完的病人而焦虑、绝望。

  2月9日，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公开表示，“实施‘乙类乙管’措施以来，全国疫情日趋平稳，防控工作转段平稳有序。”此前的1月30日，国家卫健委宣布，全国整体疫情已进入“低流行水平”。

  “急诊现在完全回到正常状态。”秦宇红和记者说，急诊门诊量从最高峰时的600余位，回落到160余位，他不用再盯着办公桌上的那台电脑，为还有百余位病人在排队候诊而着急。

  如今，在他的办公桌上，那台电脑常黑着屏，他甚至有时间坐下来回忆当实习医生时的种种趣事。2月9日下午，他的桌上多了一束鲜花和两件礼盒，那是下午医院开会时，他获得的，除此之外，还有掌声，以及急诊科拿到的医院年度优秀集体的荣誉。

  “那是全科人共同的努力，不是我个人的。”秦宇红说，“听说上面给了一笔钱，要给我们发抗疫补贴，大家都很期待。”

  只有医务部主任汤传昊心里清楚，那一段时间，秦宇红数次落泪。“他都咳血了，也一直扛着，崩溃过几次。”汤传昊说，“要人没人，又实在看不过去那么多病人。”

  汤传昊说，那时的医生就像电影《血战钢锯岭》里的军医，心里想着的是“多救一个是一个”，而顾不上自己是不是在透支生命。包括他自己，10余年的腰椎间盘突出老毛病那一阵子又犯了，有时疼得站不住，走路时要推着轮椅，只能吃止疼药缓解。

  秦宇红再谈起那段经历时，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，“曾硝烟弥漫，现又恢复了勃勃生机”。

  “跟3年前差不多了。”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（以下简称“仁济医院”）急诊科医生黄欢也和记者说，不再筛查核酸，不再进行二级防护，不再要求消杀与隔离，医生已从繁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，可以踏踏实实地去救每一个病人。

  “那个时候，有空间的地方都会给病人用。”黄欢说，为腾出更多空间，急诊将预检台、收费处搬到搭建在楼外的临时用房里，留观室最多时滞留过405个病人，平时极少安置病人的ATM机旁、消防楼梯口都挤满了病人和家属，连厕所门前也常被堵得水泄不通。

  黄欢记得，他交接班时，一般会有10位内科医生在抢救大厅查房，仅他自己最多的一天就接过31本病卡。这样的工作量是史无前例的，昔日的常态是10余本病卡。“那时内心其实是有点崩溃的，觉得这工作没办法完成。”31个病人不仅是数量上的增加，病人病情也非常重，各种医疗资源也非常紧张。

  急诊的输液架也是不够用的，有些日常用来挂毛巾的挂钩，粘贴在急诊室的墙壁上，用来挂吊瓶。类似的画面在2020年年初的武汉也曾出现过，不过是在一家医院发热门诊外的花坛旁，吊瓶挂在凋零的月季花枝丫上。

  最艰难的时候，医院吸氧设备紧张，药店里吸氧枕头一度卖空，黄欢看到很多病人家属带着家庭制氧机来到急诊，医院提供电源，病人自己吸氧。

  “这个真的是一场和病毒赛跑的战场，这个战场像野战医院的场面，从来就没看到过。”黄欢说。那时，他将这场战斗称之为“决战”，战事最吃紧时，急诊室的战友接二连三地倒下，又一位一位地迅速站起来，返岗继续战斗。他至今仍是科里极少数未感染新冠病毒的医生之一。

  几乎同一时间，武汉市第一医院急诊医学科也经历着类似的时刻，医生刘霖有一天破纪录地开出近80张住院证。她感染后一度边咳嗽边工作，嗓子也哑了，不少护士的嗓子也是哑的。刘霖说，“有一个年轻家属跑到外面，买了两个喇叭送给我们，不留名就走了。”

  急诊最困难时，黄欢有20余天没准点吃过午饭，通常是一顿早饭过后，连值8小时班，不吃不喝不尿。他没时间是留给自己的。

  “吃午饭要消耗半个小时之后。”黄欢和记者说，“我们都不吃中饭，非常珍惜这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肯定要处置好几个病人，要处置好几个突发情况。”

  1月14日，急诊留观的病人数量已从高峰降下来，黄欢终于在上午就看完手上的病人。“我跟同事说，我今天可以吃午饭了，说时感觉特别自豪。”

  1月21日是农历腊月三十，急诊已不再忙碌。黄欢照旧在值班，早上接班时，拿到12张病卡，等到下午，一些病人想方设法也要回家过年了，下班时，手上的病卡只剩4张。

  “今年过年是史无前例的不忙。”黄欢说，那时疫情的高峰刚刚过去，前来支援的医护尚未离开，尽管没有休假，工作量比往年春节要少些，“是上班十几年来最舒服的一个年”。

  大年三十这天中午，秦宇红订了两份大家平日最爱吃的鱼。傍晚，院领导给急诊室送来了包好的饺子。急诊室的病人数量那天也少得可怜，医护们甚至有时间在抢救区开玩笑，在工作区张贴“福”字，挂红灯笼。

  这场疫情的“洪水”过后，秦宇红那天也发自内心感到高兴，给科室的新年红包也比往年大得多。“以前只发200元，今年发的是1000元的。”秦宇红说，他把拿到的几千元奖金全部都发掉了，接着，护士长、老大夫也开始发红包，微信群里下起了“红包雨”。

  医生刘霖3年来第一次结束了“非必要不离汉”的日子，到公婆家过了春节。80余岁的公婆在感染潮中平安度过。以前，每年回去公公都会拿出相机，把常不在身旁的儿女拢在一起，拍一张全家福。

  年后，重回急诊，刘霖有种不真实的感觉，前不久还装得满满当当的科室，一下子空了许多。她又重新忙碌起来，但这种忙碌与年前的忙碌相比，已不可同日而语。

  “我们跟它越来越熟了，心态还是不一样的。”刘霖说，“我们别说把它消灭掉，（而是）去接受它。”

  到2月1日，在武汉市第一医院急诊医学科支援的医生全部撤离，回归自己的科室——耳鼻喉科、妇产科、口腔科、骨科等。同一天，仁济医院也正式解散了全体应急医疗队伍，所有医生回归正常工作。

  感染潮退去后，在不少医院被征用的感染科、呼吸科临时病区，医生结束了“跨界服务”，撕掉带有“感染科病区”“呼吸科病区”字样的贴纸，让科室重回“骨伤科”“肛肠科”“儿科”“普外科”等。

  在武汉市第一医院，皮肤科主任陈柳青察觉到疫情在退去，是急诊不再打电线月，被临时征用的皮肤科病区收治了四五十位新冠病人，如今皮肤科恢复如常，被抽调支援的医护也回来了，拥有95年历史的皮肤科重现非常忙碌的状态，每天仅门诊量就达到3000余人次。

  疫情之前，这家医院的皮肤科门诊量每年会有3万-5万人次的增长，2019年门诊量曾达到117万余人次，而疫情这3年门诊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。

  “疫情重时，我的病人以武汉的为主，疫情稳定一点，武汉周边的就会来，再稳定一点，湖北周边的就会来。”陈柳青说，“我有很多病人都是河南的，河南的病人来了，我就知道疫情差不多了。”

  如今，她从来做激光治疗的人那里也能感受得到，疫情远去了。“求美的人多了，这也是一个风向标。”陈柳青说，“我们去年年中，推过一些惠民活动，实际上有很多人没有信心。”

  年后，疫情平稳，她发现有需求激增的迹象，进入2月，激光美容的需求量比疫情前正常情况下还要多将近一倍，“平时大概五六十人，现在有八九十人”。

  “院领导来我门诊时感慨说，皮肤科的高峰又回来了。”陈柳青和记者说，“我还在开玩笑说，难道又嫌我们病人多吗？领导说，不嫌多，不嫌多。”过去，在疫情期间，门诊就诊人数多时，常难保证患者之间的候诊排队距离，陈柳青也会因此挨批评，“现在我不会被批评了，挺高兴的。”

  高兴归高兴，陈柳青还是有点怕。“因为这是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。”她和记者说，过去3年，她所在的科室“像是踩了刹车，如今要加油门了”。

  “跟前两年比，主要是感觉到这种压抑的就医需求在年后的释放，会非常快。”医务处处长、重症医学科主任范学朋和记者说，春节过后，医院很快就进入到一种新的忙碌状态。

  “原来一下地铁就可以直接进我们中医部。”范学朋说，“但是由于这3年发热门诊的建设，把中医部的门堵住了。”撕掉大门上的封条那天，医院特地举行了一个小型“开门”仪式，以示庆祝，不少医护人员那天都很开心。

  与此同时，记者从北京、上海、武汉等地多家医院了解到，不只是急诊，医院许多科室都在回归新冠疫情前的日常，就诊量已基本恢复至疫情前的同期水平。

  “现在忙碌程度没有原来那么高了，而且心情不一样了。毕竟原来我总会担心疫情的影响，现在对兼顾疫情防控与医疗业务发展更有底气了。”范学朋说。

  反倒是各家医院的发热门诊最近有些冷清。在河北，一家二级医院的相关负责人和记者说，如今发热门诊“基本是一个停滞的状态”，就像3年前新冠疫情没来时一样。在北京，曾被征用为临时发热门诊的朝阳体育馆，重新变回羽毛球爱好者的领地。

  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的发热门诊，如今每天只有10余位患者前来就诊，门诊大厅里空荡荡的，医生和护士显得有些无聊，门外曾用于维持排队秩序的铁栅栏也被闲置在一旁。

  感染潮来临时，这里最多的一天收治了200余位病人，感染潮过后的春节期间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。“初一一整天都没一个人，初二只有一个人。”发热门诊主任荣义辉和记者说，“我们也头一次遇到这一种的情况。”

  但荣义辉并没有在这个无比清闲的春节里闲下来。“我在加班写我的（专业）文章。”荣义辉说，“我妈说，‘你脑子有病，好不容易晚上半夜不给你打电话了，你又开始熬夜写论文。’”

  不过，这里也有一些复苏的迹象，最近，前来就诊的病人中，“甲流”又如往年春节后一样，多了起来，只是没赶上往年的规模。

  新增的感染者现在已越来越罕见，不少医院正在扫尾重症高峰时遗留下的少量新冠病人。

  武汉市第一医院将各个专科病区收治的新冠感染者，转移至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，其中多数仍在治疗感染后加重的基础性疾病，或合并的细菌性感染。

  进入2月，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依然忙碌，季节性呼吸系统疾病多了起来，比如慢性阻塞性肺病，以及链球菌、流感等原因引发的肺炎。

  专科ICU也不再收治重症新冠患者，范学朋和记者说，重症医学科的两间大多数都用在收治传染性疾病病人的负压ICU病房，2020年武汉疫情时、2022年年底感染潮来临时，都曾用于新冠重症病人的救治，到今年1月中旬，这两间负压病房也腾空了。

  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，ICU床位更多地被术后病人占去，“也有个别新冠病人，外地治不好，然后到这儿来。”重症医学科主任李刚说，“现在我们留的后遗症就是口罩摘不下去。”

  在仁济医院，随着临时新冠病房的最后一名病人在2月6日出院，外科大楼5楼的骨科五官科病房结束了临时急诊病房的使命。过去的40天里，这个临时急诊病房由全科医学科的团队负责，收治了91名急诊的重症患者。

  送走最后一个病人当天，全科病房就收治了3位患者，第二天病房就收满了。临时病房最后一位病人出院后，其他新冠病人已陆续转到仁济东院的感染科，如今也只剩31位。

  “这两天的门诊量已经和正常的同期相比，没有一点差别了。”仁济医院门急诊办负责人樊翊凌和记者说，也有一些需要我们来关注的现象，比如心理科、心内科、血管外科、呼吸科、中医科的患者就诊数量有明显的增长。

  医生刘霖也有类似的感受，她观察到，最近一段时间前来就诊的患者中，有一部分患者有“长新冠”表现，比如感染后一两个月了，仍会有心悸、胸痛、持续性咳嗽、睡眠质量下降等症状。

  还有一部分病人，多是基础性疾病较多的老人，感染后一直在家熬着，把基础病熬重了。有一位88岁的老太太让刘霖印象很深，她是感染后一个半月才被家人送到急诊的，那时老人病情已有些严重。

  “老太太在家烧了一两天就不烧了，也不咳了，就关在家里，家人还特意备了制氧机、血氧仪，照顾得挺好的。”刘霖说，但老人一直精神特别差，只能躺在床上，不想吃饭，等疫情平稳后送来医院，却发现老人身体各个器官，比如肾脏、肠胃、肺都出了问题。

  “以前专家说有沉默性缺氧，其实我们觉得不光是沉默性缺氧的问题，一些器官的损伤也是沉默的。”刘霖和记者说，“还是要产生了警惕，现在医疗资源已经不有一定的问题了。”

  从整个医院的门诊量来看，“后遗症的病人已经很少了，基本上还是以原来的专科疾病为主。”范学朋和记者说，随着重症高峰的退去，医院就组建了新冠康复门诊，中医部推出了“咳嗽病专家号”，来处理感染新冠后的遗留问题。

  “这3年，还是改变了很多，不管是心理上，还是生理上的。”范学朋说，医院还需要在更长的时间里去研究、消化这么多东西，去分析普通人就医行为的变化，以便于提前准备好，满足他们的需求。

  “（比如）心理焦虑、睡眠障碍这类的门诊我们慢慢就得筹划给开起来。”范学朋和记者说，随着春天的到来，很多运动损伤可能也会到来，也要去开设运动损伤类的门诊。

  陈柳青在琢磨的是，今年怎么能把皮肤科专家门诊量再提高些，满足更多人的需求。春天马上要到了，那些对花粉和柳絮过敏的皮肤病人，又要多起来。

  “还是有一点点担心，专家们说五六月也许会再来一波。先放着呗，有备无患。”荣义辉说，他希望可以把三级医院的发热门诊取消，未来即便有大规模的疫情暴发，可以将90%以上的轻症患者在基层医院、二级医院完成筛查和基础诊疗，三级医院则集中负责重症病人的抢救，“就走跟日本、新加坡一样的分级诊疗的策略，比较顺畅”。

  不少医生也明显感觉到，这场疫情推动了中国分级诊疗制度的进程与医联体诊疗模式的发展，而这也成为不少医疗机构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冲击时，在策略上的共识。

  樊翊凌提到一个“医联体派上大用处”的细节。“我们有个转运专班，每天大概要往各个医联体里见缝插针地送几十个病人。”他和记者说，在急诊接诊最高峰、再没有一只脚可以去的情况下，转出去20来个病人算得上“雪中送炭”了。

  大上海保卫战时，老百姓一度诟病的120救护车运输能力问题，也在这场年末的“决战”中得到了改善。

  “上海想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，调拨了公交车司机、出租车司机，并非常有创造性地召集了一批麻醉科医生担当随车医生。”樊翊凌说，“麻醉科医生抢救能力是非常强的，这一下子把上海的院前急救能力扩充了一倍也不止。”

  如今，急诊的医生们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状况，并未表现出多大的担忧。仁济医院东院急诊室正在考虑重新规划布局，以更好地适应“平战结合”的工作状态。

  “要提前做好准备布局，不然每次应战太仓促，实在吃不消。”黄欢说，即便疫情再来，也有没什么可怕的。刘霖也觉得，即便再来一次，他们会更有经验去应对，心态会更加坦然。

  秦宇红也开始回溯性地总结过去两个月里救治病例的经验与教训，对于与之斗争了3年的病毒，他还想了解更多。那1例入院40天仍未转阴的病人让他又开始思考，病毒在人体的存在状态究竟是怎样的，病毒真的没了吗？

  他想起来当年在湖北鄂州支援时，同样有一位新冠感染者，感染后的两个月时间里，核酸检验测试结果总在阴性与阳性之间反复，经过治疗已转为普通型，最后突然变成重症，去世了。

  “挺奇怪，病毒在人身体内的存在状态每个人是不一样的。可能大部分人健康了就都没了，但像有些人可能长期带毒。”秦宇红说，他打算拿这个病例，参加急诊界的学术交流，听听大家的意见。

  趟过冬天后，樊翊凌用了苏东坡的《定风波》结尾描述他的感触，“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

  “有时候，上班路上车水马龙的，在医院门口堵着也没有一点儿烦躁。”樊翊凌说，久违的烟火气、人气回来了，人们宁可堵在路上，也不愿看到城市空空荡荡的样子。

  他在2022年春天的上海疫情时，支援过4家方舱医院，经历过路上只有自己一辆车的时刻。“那种情况心里是很难受的，所有人都像与世隔绝了，就我们也可以出现在街头。”

  如今，樊翊凌终于不再需要有任何戒心的状态，可以不再过那种小心翼翼的日子，可以摘下口罩，跟全都“阳过”的家里人一起在餐厅吃一顿饭，“非常非常快乐”。

  在仁济医院，他感受到医院迸发出一种活力，那是一种久违的感觉，医院的发展也重新步入正轨。但疫情3年，入院病人减少了，病人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，医院的业务营收也减少了。

  “但医院你总得生存，你怎么样把失去的这么多东西补回来？其实（过去3年）是在吃老本。”樊翊凌说，只有靠更勤奋地工作了。

  这最难的3年，是靠全国大大小小的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扛下来的，他所在的医院医务人员的薪资是照常发放的，但也有一些医院医务人员的薪资会降低。樊翊凌觉得，这3年对医务人员亏欠了蛮多，“医务人员也是人，也需要养家糊口的”。

  他只希望，人们不要过了一阵子又忘了这群曾为他们挺身而出的人，希望不再出现喊打喊杀的声音。

  秦宇红则有些担心，疫情过后，周边扩张的医院会开始“挖”人，他不想再流失跟着他扛过这3年的战友。这也是荣义辉担心的事情，疫情3年，他所在的感染科发展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受到限制，有不少医护人员选择离职或转行，他自己也有被“挖”过，但舍不得离开。

  最近，他打算再组织科里的人搞一次大聚餐，把队伍的士气重新提起来。上一次大聚餐还是2019年，摆了两桌，坐不下，那时他雄心勃勃，踌躇满志，准备带着大家大干一番。

  “疫情严重时，感染科的肝病门诊关了，肠道门诊关了，疫苗门诊也关了，只保留了发热门诊。”荣义辉说，大概5个月以后才重开。那段特殊的日子结束后，他发现科里的人“没有一个好的”，他在系统里偷偷查看了科里同事的就诊记录，有的神经衰弱，有的月经不调，有的乳腺结节。

  在荣义辉看来，新冠病毒“乙类乙管”后，对于感染科而言，疫情算线年来，疫情反复，从感染科的学科发展上来讲，有很多东西都被落下来，“发热只是这个专业中的一小部分”，但他脑子里不得不常绷着一根防疫的弦。

  但感染科要线年前的状态，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适应。“就像修车的，这活儿你要不停地摸，几天不摸就不一样了。”荣义辉说，回归后，在真正接触病人时，还需要磨合，但至少现在他们能够放开手去做了。

  “现在全国的趋势都是，争分夺秒把过去的损失补回来，可以感觉到一种复苏的势头。”重症医学科主任李刚说，他所在的科室新一年的任务已经定下了，学科建设也有了新的图景，在这样一家创建尚不足10年的医院，他们将全方面提高医生的医疗救治能力与质量。

  汤传昊也觉得，疫情告一段落，医院还是要发展，学科也要建设，“可能还没太多喘息的时间，就有新的目标了”。最近他发现，到医院食堂吃饭的人多了，他称之为“疫情晴雨表”的他的腰椎间盘突出，疼痛症状缓解了，连门诊楼大厅里的那架钢琴也重新响了起来。

  不少医生还很期待，新的一年与全国各地同行的重逢时刻。过去3年他们失去了太多线下的学术交流机会。

  今年春天，汤传昊也有自己的小心思。“有时间想带孩子去看看大海。”他说，“孩子上一年级时，本来想带他去，机票、酒店都订好了，赶上了疫情。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3折的机票了。”

  刘霖3年前本计划去芬兰看极光，雪地靴、羽绒服都买好了，连看极光的玻璃房都选好了，最后行程也落了空。现在，她打算把这个计划重新提上日程。

  黄欢希望找个假期或周末，带孩子走出上海，去踏青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他还有一个愿望，希望2023年能回到武汉，跑一次“汉马”。

  2020年武汉疫情暴发前，他刚刚报名了当年4月的武汉马拉松，但马拉松没跑成，却因支援雷神山医院，在武汉待了45天。3年疫情期间，一年一度的“汉马”因种种原因取消了。

  2023年武汉马拉松将于4月16日举行的消息传出后，黄欢报了名，“看抽签能不能抽到”。他还特意给武汉马拉松官网发了一条私信，询问3年前援鄂的医护人员有没有直接的参赛通道。

  “对这个城市有着特殊的感情，还是想再回去看看，看看武汉，看看武汉的樱花。”黄欢说，“这是我在这个春天比较大的一个愿望。”